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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3章来时路(第1/2页)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台北万里乡。
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，面前摊着一沓信。
信是从各地寄来的，都是看了《家庙》之后写的。
他拿起第一封，拆开。
信纸很薄，上面只有几句话：
“侯导演：我叫林阿妹，今年十七岁。我阿嬷是南洋回来的，她在我小时候给我唱过一首歌，我忘了很久。看完电影那天晚上，我又忽然想了起来。那首歌的调子，和她坐在门口等我的样子。谢谢您。”
他拿起第二封。
“侯导演：我是个国中老师，教历史的。我每天都给学生讲历史，讲朝代，讲年份，讲事件。但我从来没讲过，那些历史里的人是怎么活的。看完您的电影，我决定改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让学生回家采访自己的阿公阿嬷，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您让我知道，历史不是背的，是记在心里的。”
第三封。
“侯导演：我父亲去年走的。他走之前，我一直觉得他很烦，天天唠叨那些老事。看完电影，我才知道，他唠叨的不是老故事，而是他自己。他怕他走了之后，就没人记得那些事。我现在想听，也听不到了。”
第四封。
“侯导演：我带儿子去看您的电影。他今年十五岁，正是最讨厌听大人说话的年纪。看完电影出来，他忽然问我，爸，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种地的。他又问，在哪儿种的？我说，福建。他说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？”
侯孝贤看着那些信，看了一封又一封。
门被推开，杨德昌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两杯咖啡，“老侯，还在看信？”
侯孝贤点点头。
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，拿起一封信看了看。
看完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说：“老侯，你知道这些信是什么吗？”
侯孝贤看着他。
杨德昌说：“是作业。是你给那些家庭补上的作业。”
侯孝贤愣了一下。
杨德昌说：“你看这些信。那个忘了阿嬷唱歌的人，那个让学生回家采访的老师，那个想听也听不到的儿子，那个带儿子去看电影的父亲。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落下的家庭作业。你出了题，他们回家补上。”
侯孝贤没说话。
他看着那些信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说：“德昌，出题的不是我。”
杨德昌看着他。
侯孝贤说：“出题的是那些人自己。是林国栋，是沈静婉，是陈婆，是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等了那么久，就是在等有人，来做这道题。”
他顿了顿，“我只是把题摆出来罢了。”
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你接下来想做什么？”
侯孝贤想了想。
“拍《新世界》。林国栋老了以后的事。他在废墟上搭家庙，用三根树枝当筷子。”
杨德昌看着他，“拍完呢？”
“拍完再说。”
杨德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窗外是万里乡的山，灰蒙蒙的，罩着一层薄雾，“老侯，你说那些人，等到了没有？”
侯孝贤没回答。
他低下头，继续看那些信。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，香港半岛酒店。
赵鑫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是一杯凉了的普洱。
窗外是维多利亚港，十二月的海风把水面吹皱，几艘天星小轮缓缓驶过。
他对面坐着三个人。
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林孝胜，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焯然，还有一位新加坡电影发展局的筹备负责人，姓陈。
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，没怎么说话，只是专注地听。
林孝胜先开口：“赵先生，《故土之心》在我们博物馆，放映了十四个月，累计观影人次破十二万。这个数字，仅次于建国档案。”
赵鑫点点头。
李焯然接着说：“南洋理工大学今年开了一门新课，叫‘华语电影与离散叙事’。教材里用了您五部电影。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、《橄榄树》、《槟城空屋》、《船票》、《故土之心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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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顿了顿，“学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：这些人，后来都回家了吗？”
赵鑫没回答。
李光耀忽然开了口问，“你怎么答的？”
李焯然说：“我答，有的人回了，有的人没回。但回不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在等。”
李光耀点点头。
他把面前的茶杯，往前推了推。
“赵先生，我上次问你，从被踢出家门的孩子，到给自己建一个新家的人，这条路要走多久。你当时没答。”
赵鑫看着他。
李光耀说：“现在我大概知道了。不是多久的问题。是那个‘家’是什么的问题。”
他从公文包里，抽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。
是一份报纸的复印件。
《联合早报》文化版，头条标题：“《家庙》台北首映，新加坡观众跨海观影”。
报道里说，有三百多个新加坡人，专程飞去台北看《家庙》。
他们包了四架飞机，在真善美戏院门口，排了三个小时队。
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。
他说：“我阿公是福建永春人，他走的时候我才六岁。我不记得他的脸，只记得他每天早上起来会站在门口朝北边看，看了很久。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看完电影我才知道我阿公看的是什么。”
李光耀把报纸推到赵鑫面前。
“赵先生，这个人在看什么？”
赵鑫看着那行字，沉默了一会儿，“看他的来处。”
李光耀点点头。
随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背对着赵鑫，他说了一句话。
“我弟弟一九五零年死的时候，我在英国。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。这三天里，我不知道他在缅甸的什么地方，不知道他死的时候疼不疼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留话给我。”
他转过身。
“赵先生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你拍电影的原因。你拍的不是电影，是那些来不及说的话。”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台北左营眷村，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。
本子是阿明昨天送来的，封面上写着三个字：家谱簿。
他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是阿明工工整整的笔迹：
“曾祖母，山东即墨人，生于一八九五年，卒于一九七五年。丈夫早逝，独子周大山一九四九年赴台，从此未归。她在老家等了二十六年，等到闭眼那天。”
下面空着一行，写着：她的名字：
周大山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
他想了整整一夜。
他娘叫什么？
他小时候叫她娘，长大了叫娘，老了还是叫娘。
却从没想过，她除了“娘”之外，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。
但他不知道。
他站起来，走进庙里。
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，打开。
里面有一封信，一张船票，一张照片，还有一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。
他把照片拿起来，对着光看。
照片上的女人，六十二岁，头发全白，站在老家的院门口。
她穿着那种老式的斜襟褂子，袖子挽着，露出一截手腕。
他看着那只手。
忽然想起小时候。
那只手给他缝过棉袄，给他煮过粥，给他纳过鞋底。
冬天的时候，那只手会伸进他被窝里，摸一摸他的脚，看看凉不凉。
那手的主人，叫什么？
他闭上眼睛。
想了很久。
忽然，他想起来了。
他娘姓于，名字叫于秀英。
秀英。秀丽英杰。
他睁开眼睛。
快步走到庙门口，拿起那个本子，在那行空白处写下三个字：
于秀英。
写完后，他看着那三个字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欣慰地笑了。
笑得很轻，比那年母亲站在码头上送他时那没哭出来的笑，还要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