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宓家村大队作为当事方，自然也接到了通知，邀请他们去参加批判大会并发言。
大队长来找元初和陈巧玲，问她们想不想去，“你们要是不想上去说话，就可以不上去。我代表咱们大队上去随便说两句，你们要是想上去，就琢磨琢磨该怎么说。”
元初和陈巧玲想了想，都表示要上台。“他们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我们也不是窝囊废，自然要反击。”
大队长笑着点头，“行。那你们想想要说什么。我的建议呢，咱们实事求是，有一说一，不帮他们遮掩，也不夸大事实。这样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。”
他压低声音，“从58年开始到现在，这风向一会一变。之前很多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，没过几年又摘帽了。我就怕他们也是这样，今天他们下放了，可能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又平反回去了。
咱们只说实话、真话，到时候他们就算平反了，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但要是我们有任何一点夸大，就怕他们秋后算账，找我们麻烦。”
元初信誓旦旦，“您放心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得。保证实事求是。”
批判大会召开那天，元初和陈巧玲跟着大队长，乘坐大队的马车一起去了县城。
县里的批判大会跟宓家村的批判大会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这是真批判。
谭智一行人被绑起来押到了台子上，个个臊眉耷眼。今天没见，他们的状态更差了。
委员会的人一条一条公布了他们的“罪行”，都是些很宏大、又很空泛的东西，说完以后，有人高喊口号，群众也跟着热血沸腾起来。
事先准备好的泥巴、小石子，纷纷往这几个人身上砸去。
接下来就轮到元初和陈巧玲上场，她们俩是新的受害者，足以说明谭智和何庆山哪怕下放了，也依旧不老实，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
陈巧玲先上，她照样事先演练过，还跟元初商量了一下措辞，等于是在背诵。
“同志们，乡亲们，我叫陈巧玲，是一名劳动妇女。四十年代，我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嫁给了何庆山。
结婚第二天，他就离家去参军了。那时候参军打鬼子，保护老百姓，保卫国家，我为他骄傲。
他去了前线，我也不甘落后。我在家里照顾他的爹娘，照顾他的弟弟妹妹，下地干活、养家糊口，家里家外一把抓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半夜才能睡觉。
我还要担心他的安慰，每天盼着战争胜利，盼着他能平安回家。我等啊，盼啊，终于盼来了他的一封信，他要跟我离婚。
他在外面找了相好的，就要抛弃发妻。我在何家勤勤恳恳干了好几年活，替他养活一家老小，心都操碎了，他发达了，就腐化堕落，要学那陈世美。
我被赶出何家，无家可归。多亏了新社会，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才能在宓家村落了脚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我以为我跟何庆山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什么关系了。没想到，他下放到宓家村，半夜翻墙进了我家，花言巧语，说要跟我道歉，但实际上，就是想继续剥削、压迫我这个劳动妇女，想让我帮他们干活。
他们一家哪怕下放了，也改不了自己官老爷的架子，吃不了苦，没法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，不愿意跟贫下中农打交道。
幸好我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，已经认清了他们剥削阶级的本质，不肯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