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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一章翻供(第1/2页)
省检察院的起诉书，是在十二月初送达县看守所的。
白建功案，正式移送起诉。
陆则明从办案机关抄回来的罪名清单，摊在桌上长长一列：六六年瞒报国家矿产储量、九零年故意杀人（未遂）、九一至九四年多次妨害作证、指使销毁国家档案、受贿、滥用职权……数罪并罚，起诉意见书上的量刑建议是——死刑。
“死刑。”秦志刚捏着那份复印件，手指关节发白，“省里好几年没判过死刑的干部案子了。这一个，是往从严从重里办的。”
“从严从重，不是因为他官大。”炜杰说，“是因为他这一条线，从六六年拉到九四年，二十八年，碰一次查一次，次次都能金蝉脱壳——不严办，对不起这二十八年里每一个被他按进水里的人。”
……
开庭前，按程序有一次庭前会议。
炜杰以被害人家属（炜守拙）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到场。老爷子本来执意要亲自来，被炜杰按住了：“爸，您坐在旁听席上就行。今天说话的地方，让儿子来。”
庭前会议上，白建功第一次开口。
隔着几米远，这个戴了半辈子干部帽的男人穿着囚服，头发剃得很短，人清瘦了一圈，可腰背还是挺的。他的代理律师念完管辖异议和回避申请——都被驳回了——白建功自己开了口，声音不高，吐字很慢：
“我有几句话，想在开庭前说清楚。”
审判长点点头：“讲。”
“起诉书上的第一条，一九六六年，瞒报储量。”白建功缓缓地说，“一九六六年，是什么年月？运动年月。勘探队上山，是带着政治任务上的山。那时候的报告怎么写，不是我一个人定的，是时代的写法。我今天认，明天认，死了也认——可有一点我不认：那年月写报告的人千千万，为什么今天受审的是我白建功一个人？”
“一九九零年，货运单的事。”他的声音平得可怕，“我承认下过指令。可我下指令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保护档案、转移档案，不是什么杀人。车走哪条路，是司机的事，车翻不翻，是老天爷的事。把一笔转移档案的账，记成杀人的账——这个账，我不认。”
旁听席上一片压抑的骚动。
炜杰坐在代理人席上，一动不动地听着。
好一个白建功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那套打法的底子——不跟你争事实，跟你争记法。事实一条条都在，赖不掉，可只要把这个记法搅浑，把杀人记成转移档案，把瞒报记成时代写法，二十八年最大的那两笔，就都在账本上抹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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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代理律师随后提交了一份厚达四十页的辩护意见，核心的辩护策略白纸黑字写在第一页：
“本案事实发生于特殊历史时期，相关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因素，部分指控所依据的言词证据，来源于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同案人员，证明力存疑。”
一句话翻译过来：事，是那个年代的事，话，是仇家说的话。
“利害关系的同案人员”——指的就是商敬亭、石青山这班人。
……
散会后，炜杰在法院走廊里站了很久。
陆则明凑过来：“杰总，白建功这一套，您看着眼熟吗？”
“眼熟。”炜杰说，“听证会上的阎律师，一口咬定不聊储量聊股权——异曲同工。这班人的师父，看来是同一个人：跟事实打不赢，就把账本撕了重记。”
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“他撕他的，咱们粘咱们的。”炜杰说，“他敢提利害关系四个字，咱们就敢把最有利害关系的那个人，第一个请上证人席——”
话音未落，身后传来一个苍老而平稳的声音：
“炜总。”
回头，是石青山。老爷子拄着拐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油布包抱在怀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知道在走廊里站了多久。
“青山叔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来办手续。”石青山把油布包往腋下一夹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——《证人出庭通知书》，落款是省检察院，“公诉人的通知，前天就到了。我这一辈子，上矿山下过炕洞，就没上过法庭。”
老爷子把通知书仔细地叠好，放回口袋，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石头一样的平静：
“炜总，我打听个事。白建功那个律师，说的那个利害关系的同案人员——是不是说我呢？”
“是。”
“好。”石青山点点头，忽然笑了，满脸的褶子挤在一起，“有利害关系好啊。我跟他白建功的利害关系，从一六六——不，从一九六六年的那个雪夜，就记在我这油布包里了。到时候法官问什么，我答什么，他没问的，我也要答。”
老爷子拄着拐，一步一步往法院大门外走。冬日的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把那件旧中山装照得发亮。
陆则明望着老爷子的背影，半天，低声说：“杰总，明天开庭，第一位证人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炜杰望着法院审判庭的方向，缓缓地说：
“公诉人提请的第一位证人——石青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