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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08章攻守易势(第1/2页)
中原一统大业尘埃落定之后，赵炅的战略野心并未止步，他意图开疆拓土、恢复盛唐疆域版图，对标盛唐极盛疆域，全面经略四方边疆。彼时大宋边疆隐患重重：被辽朝占据的幽云十六州是中原北方屏障、国防命脉；西北定难军党项部族世代割据、日渐坐大；南方静海军交趾地区已然半独立、脱离中原管控。但太宗一朝对所有边疆区域的武力经略，最终尽数以失败告终，彻底改变了大宋的对外战略格局。
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五月，北汉刚刚平定，赵炅便志得意满、心气高昂，意欲挟灭汉全胜之威、乘势北伐，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，彻底解除北方辽朝边患，建立超越兄长的盖世功业。
彼时宋军连年征战、围城日久，将士疲惫不堪、身心倦怠，全军上下普遍厌战，绝大多数将帅都极力反对即刻北伐，恳请太宗休兵养民、休整士卒、蓄力再战。唯有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帝意、力主北伐，独自上奏进言：“此一事不容再举，乘此破竹之势，取之甚易，时不可失也。”
赵炅深以为然、决意北伐，不顾全军疲弊、众将反对，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统筹调兵、整军北上，开启第一次幽州北伐之战。
五月二十二日，赵炅率军离开太原，挥师东进北上。五月二十九日，大军抵达镇州短暂休整。休整旬日之后，六月十三日，赵炅正式督率大军北上，开启北征辽朝、收复幽燕的战事。
六月二十日，宋军推进至岐沟关，辽朝东易州刺史刘禹见宋军势大、不敢抗衡，举城归降。宋军前锋傅潜所部于沙河一带遭遇辽军，一战击溃辽北院大王奚底、统军使萧讨古所部，初战告捷、士气大振。
六月二十一日，宋军兵临涿州，辽朝涿州判官刘原德献城投降，宋军一路势如破竹、连下辽城。
六月二十三日黎明，宋军火速进抵幽州城南，大军驻扎宝光寺。彼时城北屯驻辽军万余精锐、据守要地，赵炅亲自率军冲锋、正面击溃城北辽军守军，彻底扫清幽州外围兵力，随即对幽州坚城形成合围之势。六月二十五日，赵炅调度诸将，四面猛攻幽州城池，志在一战破城、收复幽都。
然而幽州作为辽朝南京重镇，城防坚固、守备精良，辽朝守将韩德让、耶律学古沉稳善战、坚守不出，调度士卒严防死守、昼夜抵御宋军猛攻。宋军连日强攻、死伤惨重、疲惫不堪，始终无法攻破城池，攻城之战陷入僵持僵局、锐气渐衰。
就在宋军师老兵疲、攻坚乏力之际，辽朝精锐援军星夜驰援、疾驰而来。七月六日，辽将耶律休哥率领五院部精锐援军抵达幽州西北，于高梁河与宋军主力正面交锋。赵炅亲赴前线、临阵督战，两军血战至黄昏时分，辽将耶律沙所部率先溃败、向后撤退，宋军一时松懈、心生轻敌之意。
殊不知此乃辽军诱敌之计，夜色掩护之下，耶律休哥、耶律斜轸各率精锐铁骑，从左右两翼迅猛穿插、钳形夹击，骤然对宋军形成合围之势。宋军猝不及防、仓促调动围城部队迎战，幽州之围虽解，却彻底陷入辽军重兵包围之中。辽军铁骑往来冲杀、势不可挡，宋军阵型瞬间大乱、全线崩溃、兵败如山倒。
七月七日黎明，战局彻底溃败，赵炅在乱军之中不幸被流矢击中，大腿连中两箭、伤势惨重。危急关头，三军溃散、无人护驾，赵炅孤身突围、仓皇逃离战场，狼狈不堪。
帝王孤身逃亡，前线宋军彻底群龙无首、军心彻底瓦解，数十万大军四散奔逃、全线溃败。辽军趁势全线追击，一路追杀三十余里，斩杀宋军万余人，缴获宋军大量兵仗甲胄、军旗符印、粮草钱币、辎重物资，宋军军械粮草尽数遗失、损失极为惨重。
太宗御用行在的全部服饰宝器、御用之物，乃至随军俘虏的北汉后宫嫔御，尽数落入辽军之手，大宋颜面、军威扫地殆尽。
七月八日，赵炅带伤逃至涿州，深知辽军穷追不舍、危机未除，急命大将高琼驻守御营、假扮帝王替身迷惑辽军，自己则因腿伤剧痛、无法骑马，换乘驴车连夜向南狂奔、仓皇逃命，狼狈至极。
彼时辽军主将耶律休哥亦在激战中身受三处重伤、无法骑马，只能乘坐轻车督军追击，一路穷追至涿州，终究未能擒获宋太宗，方才收兵回撤幽州。
七月九日，赵炅逃至易州金台驿，方才得知数十万北伐大军已然全军溃散、彻底溃败。他急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就地收拢溃散逃兵、收拾残部，自己不敢停留、继续连夜南逃。
七月十一日，赵炅逃至定州，确认辽军已然收兵北还，方才得以喘息、暂稳心神。七月十三日，自定州启程南归，一路奔波跋涉，直至七月二十八日，方才狼狈返回京城开封，第一次幽州高梁河之战，以大宋惨败彻底告终。
此战之后，赵炅复盘兵败得失，晚年曾自省坦言：“朕往岁既克并、汾，观兵蓟北，方年少气锐……往则奋锐居先，还乃勒兵殿后，静而思之，亦可为戒。”深刻反思自己年少气锐、急于求成、轻敌冒进、孤军深入的致命失误。
高梁河惨败之后的一年之内，辽军凭借大胜之势，屡次南下入侵大宋边境，在满城、雁门关、瓦桥关（雄州）等边境要塞连年开战，宋辽互有胜负、边境战火不息。瓦桥关之战后，赵炅一度再度雄心再起，意欲重整兵马、二次亲征幽州、雪耻复仇，最终在文臣李昉、扈蒙等人的反复劝谏劝阻之下，方才从大名府班师回朝，暂缓北伐计划。
此后数年，赵炅调整对辽战略，不再单纯依靠正面强攻，转而采取远交近攻、多方围堵的外交策略，主动联络鞑靼、定安、女真、高丽等辽朝周边部族与藩国，试图联合各方势力南北夹击、四面围堵辽朝，孤立契丹政权，为二次北伐创造有利条件。
数年后，知雄州贺令图等边境官员屡次上奏，上报辽朝新君年幼、母后临朝、主少国疑、朝堂动荡、内部不稳，是北伐复仇、收复幽燕的天赐良机。赵炅得报之后，再度燃起北伐之志，决意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对辽北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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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北伐筹备，赵炅汲取朝堂保守派的反对压力，摒弃中书门下文官集团，极度隐秘专断，仅与自己亲信掌控的枢密院秘密谋划军机，一日之内数次召见枢密近臣密议，全程绕开宰相执政班子，独断专行、一意孤行。
同时吸取高梁河孤军深入、攻坚受挫的惨痛教训，制定声东击西、分路进军、梯次推进的全新战术：以曹彬率领东路主力大军从山前出兵、虚张声势，牵制辽军主力、吸引辽朝全部注意力；再由潘美、田重进率领西、中两路大军趁虚而入，快速攻取山后诸州，待山后之地尽数收复，三路大军会师合兵，再合力强攻幽州、一举收复幽云全境。
雍熙三年（986年）三月，大宋第二次北伐正式打响，史称雍熙北伐。
战事初期，宋军三路并进、势如破竹、捷报频传：西路潘美军神速推进，接连攻克寰州、朔州、应州、云州四州之地，山后疆土尽数收复；中路田重进从飞狐口出兵，大破辽军、攻占蔚州；东路曹彬主力大军从雄州、霸州北上，连克岐沟关、新城、固安，顺利攻占涿州，兵锋直指幽州，战局一片大好，朝野振奋。
辽朝迅速调整部署、紧急调集全国精锐援军驰援前线，战局瞬间逆转。东路曹彬十万主力大军孤军深入、粮草补给线过长，随军粮草迅速耗尽，无力固守涿州。十余日后，曹彬被迫率军撤离涿州，退守雄州补充粮草、休整兵马。
赵炅远观战局调度，早已察觉东路军进军过快、根基不稳、隐患极大，得知大军擅自撤军之后，震怒不已，痛斥曹彬“失策之甚”，即刻下诏严令：东路军不可贸然再战、不可轻易进退，需沿白沟河靠拢米信所部驻军，固守防线、养精蓄锐、按兵不动，牢牢牵制辽军主力，为西路、中路大军彻底平定山后争取时间，待三路大军完成既定战略目标、全员会师之后，再与辽军主力决战。
然而军令虽严，军心已然躁动。彼时西、中两路大军连战连捷、屡立战功、捷报不断，东路作为北伐主力、手握重兵，却坐守防线、寸功未立、进退两难，麾下诸将纷纷心生羞耻、急于求功，全军上下求战心切、军心浮动。
曹彬性格温和、威望不足、驭下无力，无法压制诸将浮躁求战之心，无奈之下只能从众将之请，携带五十日军粮，与米信所部合兵一处，再度北渡白沟河、二次进攻涿州。
大军再度进军涿州，路途耗时日久、行军疲惫，抵达涿州之后粮草已然耗尽、军心再度慌乱，无奈只能再度下令撤军退兵。
五月初三，东路宋军撤退至岐沟关一带，遭遇萧太后、辽圣宗亲率的辽朝主力铁骑与耶律休哥精锐部队追击围剿。疲惫不堪、粮草断绝、军心涣散的宋军，遭遇辽军主力猛攻，全军彻底崩盘、惨败溃散，东路十万主力大军损耗殆尽，雍熙北伐核心战力彻底覆灭。
赵炅听闻东路惨败的噩耗，心知大势已去，紧急下诏命中路田重进、西路潘美全线撤军、退守宋境，北伐战略彻底破产。
西路大军奉命回撤途中，为护送归附的边地百姓南迁，副将杨业率军断后、固守陈家谷口，遭遇辽将耶律斜轸重兵伏击。由于援军失约、孤立无援，杨业全军覆没、力战被俘、绝食殉国，成为雍熙北伐最悲壮的遗憾。
雍熙北伐彻底惨败之后，赵炅与贺令图等人依旧不甘心北伐失利、不愿放弃收复幽燕的战略目标，持续调兵遣将、筹措粮草，部署新一轮对辽防御与攻势。但辽军已然掌握战场主动权、士气高涨，率先发动战略反击。
同年十二月，辽军大举南下，于瀛洲君子馆全歼宋将刘廷让所部数万精锐禁军，宋军主力再度遭受毁灭性重创，贺令图、杨重进等多名核心将领被俘，大宋边防精锐几乎损耗一空。
经高梁河、雍熙北伐、君子馆三场惨败，大宋举国精锐、开国劲卒尽数折损，军力元气大伤、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对外征伐。自此，宋朝对辽战略彻底逆转，由主动攻势全面转入被动守势，彻底丧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军事能力，宋辽攻守大局彻底定型。
除幽燕北伐接连惨败之外，赵炅对边疆其他割据势力的经略也尽数落空、悉数失败：西北定难军党项势力愈加强势、彻底失控，逐步走向独立割据，为日后西夏立国埋下隐患；南方交趾静海军彻底脱离中原管控，正式走向自治独立，中原王朝永久丧失对交趾的管辖权。
接连的对外征战惨败、边疆开拓失利，让赵炅彻底转变治国思路与王朝国策，其政治认知、治国重心发生根本性扭转。
淳化二年（991年），赵炅曾对近侍臣僚坦言自己的帝王治国心法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，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谨此。”
在他看来，边境外敌侵扰、疆土外忧，不过是外在边患，可通过驻军设防、修缮边防、征兵守土予以预防抵御；而朝堂内乱、权臣结党、藩镇割据、百姓叛乱等内部隐患，无形无状、防不胜防、足以倾覆社稷、断送王朝基业，是帝王最需警惕、最需防范的核心危机。
淳化四年（993年），赵炅再度对宰相吕蒙正阐明治国新纲领：“治国在乎修德尔，四夷当置之度外。”
自此，大宋王朝彻底摒弃了汉唐以来积极开疆拓土、对外征伐、经略四方的进取国策，正式确立重内轻外、守内虚外的立国根本：将王朝核心精力、财政物力、军政资源尽数收拢于内部，专注整顿吏治、压制武将、分化权臣、安定民生、防范内乱，不再执着于对外开疆拓土、收复失地、经略边疆。
这一国策转型，贯穿整个两宋三百余年，彻底塑造了宋朝内敛保守、重文抑武、安内为先、弱于外战的王朝底色，深刻影响了两宋三百年的政治格局、军事态势与国运走向。